鸦片的文化史

首先，鸦片不是在清朝由英国人贩卖到中国的。而是大约在公元8世纪前后，也就是唐朝，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但是当时它的名字并不叫鸦片，而是随了阿拉伯语的发音叫「阿芙蓉」。从大约19世纪初开始，中国人开始引种鸦片。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英国人也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所以在中国市场上是始终存在作为国产鸦片和进口鸦片两种鸦片的。

鸦片在中国最早是作为一种药品食用。一般是把它磨碎，煮熟，加蜂蜜泡茶。或者与生姜，人参，甘草或者冬虫夏草一起混合食用，主要用来治疗疼痛，或者痢疾腹泻。

大约到11世纪，也就是宋朝，人们开始认识到鸦片不仅可以治病，还能给人带来愉悦。北宋年间的《开宝本草》里有关于鸦片的记载，鸦片当时的名字叫「罂粟粟」。

《开宝本草》

到了明代鸦片开始从药品变成了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补品。并开始在富人中流行。因为鸦片当时被认为具有壮阳的功能。明人徐伯龄所著的《蟫精隽》中记载：方士，房中术，御女术多用之。其价与黄金等。《大明会典》记载，当时亚洲各个藩属国，像暹罗，爪哇，孟加拉国王，向明朝进献的贡品里就有鸦片，当时的名字叫「乌香」。明朝的宫廷厨师甚至用旺火炒制鸦片，用它来代替豆腐。1958年定陵被挖掘后，科学检测发现万历皇帝的骨脂中含有吗啡，说明他就服用鸦片。

《蟫精隽》

到了清朝，人们发现了一种吸食烟草的新方法。就是把烟草用鸦片的浆液浸泡后再吸。吸起来的感觉会更好。这个方法最早是从台湾传到大陆沿海地区，后又传到大陆内地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鸦片开始从吃的喝的变成了吸的。而明朝崇祯皇帝下令禁止吸食烟草后，人们就逐渐开始从吸食鸦片浸泡过的烟草，改为直接吸食纯鸦片。

《大明会典》

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鸦片就又开始从保健品变成了奢侈消费品。中国人发明出了一整套鸦片消费文化，包括精美的昂贵的烟具，豪华装饰的烟馆，繁复复杂的熬制和吸食过程，专业服伺烧烟的鸦片师傅，陪吸的艺人名优等等。比如高级的烟具要用玉，象牙和龟壳为材料，还要有精美的雕工和镶嵌的珠宝。加热烟膏的灯具必须是银质的，还要有用昂贵，稀少的木材制作的烟榻。简而言之，吸食鸦片开始成为一种可以引人注目的烧钱方式，所以也成为了上流社会的时髦享受和社交工具。

但是鸦片在清朝是违法的。不是因为林则徐禁烟，清朝从1729年就开始禁烟了。也就是说，在林则徐禁烟和鸦片战争之前100年，清朝就开始禁烟了。

雍正帝

大清朝从雍正到道光，差不多有一百年的禁烟史。前前后后颁布过至少五道禁烟令，违者刑杖、监禁、发配、流放，惩处是越来越严。但是鸦片确实越禁越多。清朝从1729年颁布第一个禁烟令到18世纪末，差不多70年时间里，输入中国的鸦片贸易量增加了四倍。而从19世纪初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不到40年的时间里，输入中国的鸦片贸易量又增加了大约10倍。到鸦片战争之前，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差不多达到了4万箱，这还不包括中国本土自己种植的鸦片量，因为没有统计数字。

东印度公司

因为鸦片贸易在清朝违法，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不直接参与对华的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控制着孟加拉的罂粟种植园和鸦片加工厂。他们在加尔各答拍卖加工好的鸦片。而鸦片商人，当时主要是英国人，将拍卖得的鸦片运到广州外海，接下来中国的烟土走私犯，从水路将鸦片运进广州城，最终再分销往全国各地。

东印度公司

鸦片走私的每个环节都需要贿赂和买通大清官员。同时也需要为英国鸦片商人提供翻译和联络的中介。这个工作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传教士。鸦片贩子和传教士是天然的盟友。也可以说鸦片贸易和传教活动是互相依赖的。

传教士参与鸦片走私

比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他是中国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也是第一个把圣经全本翻译成中文的传教士。但他同时也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他办的“广州教育会”的最大赞助人，就是大鸦片贩子颠地（Lancelot Dent，1799—1853年）。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比如德国路德教会的牧师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年—1851年），他不仅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而且还是鸦片战争时的英国间谍。他说他的圣经小册子，是随着鸦片箱一起上岸的，而且找到了许多，热切的，感恩的读者。

郭士立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虽然东印度公司并没有直接从事鸦片贸易，但是英国却是鸦片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对华鸦片贸易可以说不仅有效地扭转了当时英国亚洲贸易的逆差，从1850年代之后，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收益，实际上还负担了英国统治印度的大部分费用，并为英国在印度洋沿岸的贸易提供了白银，甚至解决了新加坡英国殖民地的大部分财政支出。

东印度公司库房

清政府禁止吸食鸦片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吸食鸦片消磨意志，伤害健康以致生命？这个说法至少在当时还并没有形成共识，中国人和外国人对此都有正反两方面的看法。

即使中国的禁烟派官员的禁烟主要理由，也不全是因为鸦片会对人身体和精神造成危害。因为他们的禁烟主张，主要是禁止鸦片进口，用本土烟土代替进口鸦片。

而反对禁烟的一派则认为，鸦片的吸食太普遍了，有市场的需求，不可能真正禁止。同时鸦片贸易也是一个虽然隐性，但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也不能真正禁止。至于有些人为此而倾家荡产，甚至吸食而死，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些市井无赖之徒，是不可救药的社会渣子。不是因为鸦片。

外国人里的反对禁烟的人士，也持此观点。比如美国旗昌洋行的合伙人，汉学家，号称中国通的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他写过一本书叫《广州番鬼录》（The FanKwae at Canton）。他在书中说：即使鸦片确实有一些负面作用，但极少看到有哪个人因为吸食鸦片而受到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伤害。吸食鸦片只是个习惯，就像我们喝葡萄酒一样，只要适量就没问题。

《广州番鬼录》（The FanKwae at Canton）

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

而当时上层社会和有钱人，确实普遍吸食鸦片，其普遍程度应该比今天抽烟的比例还要高，这似乎也可以佐证威廉亨特的观点。倾家荡产或者形销骨立，饿毙街头，可能更多的是媒体中的描述，至少在威廉亨特的生活圈子里，应该没有见到。

即使林则徐本人，其实也不是从始至终的禁吸鸦片派。因为在鸦片战争好几年之前，他也曾上书皇上，提出过用本土烟土替代进口鸦片的建议。

林则徐画像

但后来禁烟派的代表，当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提出了一个类似“阴谋论”的观点。他说鸦片贸易，是外国的一个亡我大清的阴谋，目的是让大清民众体质下降，军队战斗力下降，社会风气败坏，然后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大清。红毛鬼在爪哇就是这么干的。他还说；红毛人制作鸦片，但不吸鸦片。他们当中如果有吸食鸦片的，就要被绑在旗杆上，用大炮轰入大海。所以他建议将鸦片贩子，吸食鸦片者一律处死。

黄爵滋画像

我们今天知道，黄爵滋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想象。因为所谓“红毛鬼”其实也吸鸦片。只不过他们并没有像中国一样发展出一套所谓鸦片文化。因为他们主要还是把鸦片放在酒里服用而不是吸食。当然对“红毛鬼”而言，鸦片也没有成为所谓社会问题。

对黄爵滋的建议，道光皇帝搞了个民主讨论，请文武大臣发表意见。最后收集上来29份意见反馈，21个反对，8个支持。林则徐就是8个支持者之一。

另外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也提出过一个禁烟是因为清政府白银外流的观点。确实有数据证明19世纪初，也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里，清政府出现了贸易逆差，白银外流和财政赤字。但是仅仅以此为据并不能就得出白银短缺是因为进口鸦片造成的结论。

道光帝

因为如果白银短缺，仅仅是因为鸦片进口造成的，那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进口的数量飙升，情况应该继续恶化才对。但清政府为什么没有继续出现赤字，中国经济反而还回暖了。不仅只用了六七年时间，就还清了鸦片战争的战争赔款，还有财力平息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国内政治危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清政府反而是从鸦片贸易中获益了。

当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鸦片战争，这是个很复杂的话题，咱们可以做一期节目专门讨论。反正到19世纪30年代末，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鸦片被选中成了大清国所有问题与麻烦的替罪羊。鸦片也因此从一种植物和商品， 被赋予了一种历史主义的身份和意义